薄案警示:中国契需伟大政治家
2012-10-06 21:0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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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篇博文《薄熙来为什么会被拥戴?》,主题是:每当贫富分化严重、道德法治不立、弱者求告无门之际,往往就是民众盼望救世主而野心家阴谋家趁虚而入的当口。社会下流化必然导致思潮下流化。失望而无助的人们哪怕饮鸩止渴,也要求得暂时的心灵安慰和虚妄的希望寄托。

 

文章在新浪博客上3天时间点击超过100万。不出所料,文章评论呈现几乎完全相反的两个极端倾向,赞之者谓之难得,反感者一上来就破口大骂,甚至不惜用世界上最脏的语言。

 

同学们说触动很大,甚至感到有点心酸。他们没有想到,说挺好的一篇文章,为什么反对的人这么多,并且有的人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但仔细想想,虽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赞成和反对的比例我事先无从预料,但赞少骂多原本也在我的预料之中。排除评论中可能的乌有之乡和其他毛左们的集中攻击(他们甚至可能冒充重庆百姓发言),我估计依然是骂的人要远多于赞的人。这也许正应验了我文章里“社会下流化必然导致思潮下流化”的主旨判断。也正好提醒这个社会,我们前行的方向到底应该在哪里。至于对我个人的藏否,并不重要。经济学教授谢作诗有句话正可以拿来用一用:“真理被骂的愈多,传世的机会愈高。”

 

薄之彻底失势,的确是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性命攸关之事,是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经济界精英对薄在重庆公然践踏法律、破坏一切规则与秩序的有力反击。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共识不存、社会四分五裂的中国,底层民众不知法律为何物,寄情寄望于包青天,薄熙来的“群众基础”,可谓深厚和广泛。有人认为他的下场只是因为功高盖主、欺君犯上,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人认为只要他真正为百姓做实事,在“天下乌鸦一般黑”的世界里,哪怕个人贪腐好色甚至手上沾满鲜血也不要紧;有人甚至尊薄为伟大的人,只是他的做法威胁到了太多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才遭此下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在微博上写道:“假期到外地,发现真有不少民众对薄的命运颇为同情,认同其为政治阴谋受害者。看来,不从根本上揭示其专权政治极左实质,仅用腐败定其罪名,反而会使其成为悲情英雄。而批其政治实质似乎又投鼠忌器。如果借此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观念突破口,薄案才能服众并体现其应有意义。”

 

不要天真地以为像薄这样的人借此达到上位的目的以后就会收手。权力是春药,尤其是能让自己权倾天下、利倾天下、名倾天下的作为绝对不可能有自我收缩的可能。成一方诸侯尚且如此肆无忌惮不受约束,薄如果有权力在全国搞唱红打黑,那时候的红色与黑色恐怖,比之重庆恐怕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2012年3月22日23:36“午夜政治观察95”中所写道的:“诸多迹象和信息表明,西南事变包含的问题超乎善良的人们想像,极权主义都是以为人民服务的漂亮口号和最初的惠民政策登场的,一旦威权和赞许建立起来,他的核心权力层就慢慢演变成一个不受任何监控的大黑帮结构,可以在漂亮的伪装下为所欲为,甚至恶事频出。”当此生死攸关的转型年代,稍有差池,中国即有可能步入深渊,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果随时有可能毁于一旦。这一切给转型时期的政治家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身败名裂;同时也给了他们一个千载难逢的新的机会,操作得当则是利见当代、功在千秋,青史留名。

 

一个魔鬼的倒下,并不意味着魔鬼之门从此关闭,因为产生魔鬼的土壤还坚硬而冰冷地存在着,潘多拉魔盒随时随地有可能以各种方式重新开启。当此时局艰难之际,中国亟需伟大的政治家。而一个堪称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智慧和勇气,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从薄熙来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并且进行卓有成效的制度改进,永绝后患,真正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首先,必须全面公开复查重庆冤假错案。必须全面公开薄熙来治下的重庆财政秘密。非如此不足以揭穿薄氏骗局,不足以消除人们心中“薄是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刻板成见,亦不足以消除文革的文化和心灵土壤。诚如朱锡庆所言,薄熙来导演的是一个短期内共富的骗局。不幸的是这个骗局看上去太真实了!银杏树一棵一棵栽在那里,房子一幢一幢建在那里,所有变化不是口头许诺,不是纸上蓝图,而是地上的真实。构成薄熙来民望的源头正是这些完全不受预算约束的所谓民生项目。戳穿这种把戏的要害,只要问:钱从哪里来?是转移支付?还是致命的透支?抑或是以打黑名义进行的黒打敛财?只要钱的来路查清,一个惊天骗局的来龙去脉就全部清楚了。

 

其次,必须排除一切障碍,强力推行宪政,宪政,就是利用法律限制党政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薄熙来的重庆闹剧再次证明,一个缺乏宪政法治的国度,悲剧随时都有可能上演!薄在重庆四年,无法无天的程度超乎想像,其不仅在他自己辖区内一手迹天,甚至“合纵连横”,连最高检最高法也在某种时候甘愿做了他们的帮凶和打手。只有把权力关进了笼子,让权力严格依法办事,国家和社会才能安然有序。只有清醒地坚守宪政和法治,才不会天下大乱,否则,不论是重庆黑打导致的公民生命财产丧失和社会秩序崩乱,还是915借保钓名义在西安、青岛、长沙等地生的打砸抢烧,如果不及时依法制止,后果都将不堪设想。后者只要纵容三天,必将全国大乱而不可收拾。

 

再次,牢牢坚守普世价值,告别民粹和救世主情结。谁要是过于迎合民粹,以救世主自居,等待他的命运,不是身败,就是名裂。通过宪法和法律,把本该属于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还给民众自己,让他们自由、自主、自觉发展,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才是人间正道、才是现代政治方向。中国民众迫切需要一场来自制度层面的财产权利、市场权利、迁徙自由、言论出版自由等的大解放。权利和自由大解放将使民众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富能力和自我约束与管理能力。任何不涉及根本的制度层面的公民权利解放的小恩小惠,都是对公民民生权利和民主自由权利的亵渎。

 

民主如果没有法治和权利自由打底,随时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的灾。如果由重庆民众来一人一票不受任何操纵地自由选举薄熙来或者决定他要不要因践踏法治草菅人命和掠夺民财而受惩罚,他很有可能得到的结果是上台和赦免!宪政、限政、法治必须走在民主之前。否则在现在的情况下,稍有余财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瓜分和打击的对象,甚至性命不保——为了瓜分和破坏你的财产,你一旦反抗,势必带来生命危险。重庆黑打中的冤魂、西安被砸爆头的日系车主,都是如此。任何人都有可能逃无所逃,因为你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天罗地网密不透风的极权集团,或者周围都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被鲜血刺激了欲望和杀性的乌合之众。

 

不要以为法律和财产自由、市场自由只保障富人的利益,它更保障的是穷人的利益。日前,乔治•索罗斯和法兹勒•哈桑•阿比德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称,唯有法治才能消除贫困:“全球约有40亿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是穷人。”也就是说,因为贫困,他们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正因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才使他们更加贫困。中国出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搞“现代民主自治”快20年了,基本上都是失败。因为农民最基本的土地和房屋财产自由都没有受到法律保护,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少数官僚阶层所有。洛克说,财产不能公有,权力不能私有。再进半步,则是财产公有权力必然私有!

 

不患寡而患不均,危险社会常常在这样的“患不均”时代产生。法治不立和民众的青天情结其实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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