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爱小说也可以这样写: 长篇小说<十面埋伏>惊艳出场(封面)
2011-09-10 15: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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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爱小说也可以这样写: 长篇小说<十面埋伏>惊艳出场(封面) 监狱生活的写实长卷,师生恋的高敏感题材,旷世未有惊艳四座的凄美恋情,流畅婉约的怀旧笔调.当代中国版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引领你重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峥嵘岁月. 章节目录 1、你被收审了/001 2、收审站三号/006 3、今夜照无眠:一半海水、一半噩梦/013 4、剃头与照相/022 5、第一次提审/028 6、第二次提审(一)/042 7、第二次提审(二)/052 8、有国家在,没有人敢扣发我们的伙食/060 9、第三次提审/066 10、向空中取火/076 11、残酷的大肉/086 12、一些有关命相学的粗浅知识/097 13、今年过年不审案/105 14、春天•第一次放风/113 15、春天•第二次放风/119 16、上面来的官员/124 17、段美丽(一)/133 18、段美丽(二)/139 19、段美丽(三)/146 20、段美丽(四)/152 21、北京猿人之死/160 22、段美丽(五)/165 23、第四次提审/172 24、最是那一夜的心痛:神在设伏、神在追捕/178 25、别了酉江/185 内容简介 青年诗人原野大学毕业后来到美丽富饶的酉江平原,已经在某高等院校附属中学教师岗位上度过了三年时间。但一次意外的法律事变突如其来,打破了生活的平静:在经过了三个多月马拉松式的刑事侦查之后,T县警方突然以涉嫌强奸为由,在众目睽睽之下将诗人原野强行带走。 从此,在收审站三号这一人间地狱的单间里,诗人原野度过了三个多月难忘的岁月。 是谁一手炮制了这一惊天大案?诗人原野与中学女生段美丽到底有没有过性行为?双方究竟是谈婚还是强奸?来势汹汹而又扑朔迷离的案情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男女主人公究竟会有怎样的命运?一方是手握重权、人脉甚广、执意要把男主人公送入监狱以解心头之恨的学生家长,一方是对强奸行为矢口否认、千方百计试图说清事实真相、还自身清白的男主人公,一方是倾向于多抓重判的公安人员,一方是仗义执言、为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力排众议奋力工作的检察官贺东升,一方是美丽纯情、为了爱情不惜放弃当年高考、多方奔走公布真相、执意救男主人公重返生活的中学女生段美丽:围绕诗人原野的命运,各方力量展开了一场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复杂博弈。 全书以监狱日常生活为背景,以强奸案为中心事件,以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为主线,以几名监狱在押嫌犯命运和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先锋诗人结社活动为辅线,在黯淡阴郁的监狱生活背景上镂刻出一对青年男女出生入死、至死不渝的凄美恋情,绘制出一幅浓墨重彩的青春与成长的都市生活长卷,表达出对性与爱、生命与自由、个人与时代的复杂感受与深邃思考。 名家点评 我不怀疑本书制造话题的能量。但它之特别为我关注,不全在于它讲述了一个多么离奇、敏感的爱情故事,而在于在讲述这个故事时诗人那特有的抒情韵味和怀旧笔调,以及通过这个具有很强阅读性的爱情故事所携带的哲学思考,这些思考涉及性与爱、生命与自由、个人与时代诸多话题,这便使本书超越了一般言情小说,获得了通常只有严肃文学才有的某种厚重感、思想性和普遍性。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忠实 这部小说以怀旧的笔调和克制的笔墨,在监狱日常生活的苍凉背景上镂刻出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对青年男女出生入死、至死不渝的凄美恋情。监狱生活的细腻写实,师生恋的高敏感题材,青春与成长的凄美恋情,性与爱、生命与自由、个人与时代的永恒主题,流畅婉约的怀旧笔调,看似舒缓平易其实跌宕起伏、充满张力的故事情节,令人一经打开便欲罢不能。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 一部以承载更多生活重量为旨归的纯文学作品,但同时又具有通俗小说必不可少的某些特征。换句话说,那些能够在目前图书市场导致畅销的核心要素它全都具备。它以严谨的笔法正面处理师生恋和监狱主题,必将引发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及家长的热切关注,这使它天然拥有强大的阅读冲击力和话题制造能力,有可能成为一本引起争议的书和全国关注的书。 ——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编审、副总编韩霁虹 刘诚是当代诗坛有影响的诗人,其创作横跨诗歌、批评、散文、杂文、报告文学、时评诸多领域。作为个人长篇小说的发轫之作,能够写得如此复杂、饱满、老道令人惊奇。在当下中国诗歌界,像这样“全能型”的诗人并不太多。丰厚的综合能力和写作爆发力,正在加剧着他的裂变能量。 ——威海职业学院文学教授、著名诗歌批评家燎原 小说可以成为人生的寄托和参考 ——就长篇小说《十面埋伏》出版若干问题与诗人刘诚一夕谈 责任编辑:马凤霞 刘诚,诗人、作家、批评家。《第三极》诗刊主编,《诗刊》2005年“每月诗星”。1956年8月生于陕西省洋县。1979年毕业于汉中师范学院(今陕西理工学院)中文系。1980年起投身第三代诗歌运动,1986 年出版诗集《走向人群》,成为当时全国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先锋诗人之一。出版诗集《愤怒》《词语的暴动》《命运·九歌》(单行本);诗论集《先锋的幻想》《绝对的力量——刘诚博客二年》;散文集《在命运里旅行》;小说集《傍晚运水的妇女》等文学专著 14部。 诗评家燎原称刘诚为当下并不多见的“全能型”诗人,《十面埋伏》佐证了这个判断。 和刘诚诗歌和批评的极端、强烈、偏执及其建立在才气之上的“霸气”相比,生活中的刘诚——包括他的为人、他的长相,没有任何攻击性,和这样的朋友可以坦诚相处无须戒心。如果说在诗歌里这种反差被不断地加强,在长篇小说里可以说得到了某种“矫正”——长篇小说《十面埋伏》为我们叙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并以诗人的才情进行深度挖掘,赋予其性与爱的深度思考——这是《十面埋伏》超出一般都市成长小说之处,也是诗人刘诚的一个创造。 长篇小说《十面埋伏》全书23万字,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大型文化精品项目最新推出的图书品种,九月底起在全国各大城市隆重上市。 青春是美好的也是危险的 马凤霞:小说《十面埋伏》情节跌宕起伏,故事叙述扑朔迷离、离奇复杂。请问您写这部小说的契机是什么?它纯属虚构还是有事实的影子? 刘 诚:首先允许我借此机会对太白文艺社、对党靖社长、韩霁虹副总编和你表达诚挚的谢意,没有你们的支持呵护,这部小说以现在这个面目出版是不可能的。尤其你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几次通读全书提出修改意见并对文字一丝不苟地进行订正,令人感动和敬佩。这部小说是我长篇创作的一个尝试。我一向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拐点,也是当代中国诗歌的一个拐点,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代,我的青春就是在那个年代度过的,我投身于诗歌和文学也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有感情。这部长篇可以看作是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怀想和交代。小说的故事来自虚构,即或有一点现实的影子或与什么人的经历相似,那也只能说是偶然的巧合,决不意味着我将现实中该人士的经历原封不动地搬上了小说——小说毕竟是艺术,指小说人物对号入座或者在作家与主人公之间划等号,或者干脆把小说人物的经历等同于作家的经历都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是对小说的一种庸俗化理解,降低了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高度和普遍性。生活中的美是分散的,稀薄的,残缺的,缺少艺术必不可少的集中和强烈,需要大幅度的增减和改造,对这些稀薄的美的提炼、浓缩就是艺术创造,类似于现代核工业对铀的浓缩。 马凤霞:《十面埋伏》出现了众多人物。从这些人物的命运来看,一方面是爱,单纯而脆弱,随时可能被偶然事物打断,但因为有爱终得圆满;另一方面是性,浓烈而张扬,但因为没有爱而走向毁灭。你是否想要通过这种对比向读者传达些什么? 刘 诚:《十面埋伏》以爱情为主线,这条线在结构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并非仅仅聚焦于爱情。长篇小说是用来装东西的容器,所以在叙述的时候我试图荡开一点,尽量传达出那个年代特有的氛围。出现在小说里的这批人,无论在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处在怎样的层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追求,仿佛是一群困兽在无望地寻找出路,这出路不仅是爱情的,性的,首先是生存和发展的。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关于追求的故事。在这里命运高高在上,是某种粗暴的、不可知的、不可把握的异己的力量。我想使小说超越一般爱情小说,至少一再突破爱情小说的边界。但我承认在《十面埋伏》中,爱情仍然是受关注最多的部分。由于笔力所限,小说对性与爱的探讨未必达到了预想的深度,但庶几反映了我对性与爱的观察和思考。我无意于通过小说为读者提供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作为人类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性与爱是在路上的,只能被一代又一代的人经历和体验,却不可能被某一代人穷尽或一劳永逸地一次性解决。对性与爱的经历,差不多就是对人生的经历。事实上一部爱情小说所携带的主题可以是多向的,因为爱不是孤立的,像黑洞一样处在生命的核心位置,搅动着人生的星云。同是写爱情,高手指向思考,低手沦为对性爱的展示。 马凤霞:近年来都市成长小说市场很好,你是否对青春与成长有特殊的兴趣? 刘 诚:青春与成长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关键是能不能写得好,是不是与普世价值接轨。《哈利·波特》是一种成长,《暮光之城》是一种成长,罕世杰作《红楼梦》又何尝不是一种成长。成长不只是青春的事,也是成年的事。青春是美丽的也是危险的,是人一生中最不确定的阶段。生命的能量四处涌动,必须穿过道德与法律的丛林,在没有河道的地方切割出河道,这里面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人生最重要的课题几乎都赶在这个时间段要求解决,每一次解决都牵动着全局。从这个角度看,《十面埋伏》所指涉的主题有普遍意义,至少是各个层面普遍关心的。我不奢望《十面埋伏》成为青春和成长的教科书,但确实希望它为人生提供某种寄托和参考。 好小说应该是一块多棱的宝石 马凤霞:这部长篇初读让人眼前一亮,主要是语言好,细腻流畅,总有一股诗意萦回其间。当然这部长篇里也有大段的议论,这些精彩的议论显然与您诗性写作的底蕴分不开。这些诗性成分是您刻意为之,还是诗人小说家总是有议论的偏好? 刘 诚:长篇小说主要写命运,在长篇小说里命运就是美。命运作为一种生活的现象,在这里成为审美的对象。我并没有刻意去想一定要有什么创造,只是老老实实把这个故事写下来,而且尽量写得好读。但小说写出来之后,我发现它有突破——主要是突破了爱情,造成了对一般都市成长小说的越界,承担了某些更加严肃的内容。至于书中的议论,一是情节到这里有要求,二是多提供一个观察生活的视角。好小说应该是一块多棱的宝石,把小说打造成一块多棱的宝石,一直是我的一个追求。 马凤霞:《十面埋伏》在节奏上是克制的,写得自然从容,直到小说的最后仍然笔力不减,其中充满了令人过目不忘的精彩细节。比起故事本身您是否更重视细节? 刘 诚:长篇小说最难的不是故事,而是细节和语言。结构是长篇小说的骨骼,细节是长篇小说的血肉,而语言用来完成叙述但无疑具有独立的价值,正是语言决定着一部长篇小说的质地。只有那些新手才认为长篇小说最主要的是故事,以为有了故事就有了长篇小说。其实在长篇写作中,故事并不是最值钱的东西,今天任何一则社会新闻都可以为一部长篇小说提供故事,但它并不一定构成小说。说到克制——我确实比较克制,我并不急于推进告诉人们一个结局。为什么要急呢?长篇是慢慢写的,有那样一个长度,你一急反而把后面的路给堵上了。也有的长篇几乎没有故事,可它仍然是优秀的好小说。长篇小说的美不在结局而在于过程之中。生活是平凡的,并不总是充满了紧张的冲突,但平凡不是平淡,只要你敢进入,任何一段貌似平凡的生活,其间都充满了波澜起伏、惊心动魄的内在张力。你不克制就写不出这种内在的张力。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克制就没有小说艺术。好小说必须上升到寓言的高度。 小说写给无限的多数 马凤霞:你是一位诗人,忽然以小说家的面目出现,让读者多少感到有些突兀。批评家燎原说你“全能”,请问您是怎么做到“全能”的呢? 刘 诚:大诗人都是“全能”的,如果做不到“全能”,也就不可能积累增厚而成大家之“大”了。我当然未必是“大家”,也不一定很“全能”,只不过我对“大家”一向有理解,对“全能”有一种刻骨的羡慕和倾倒罢了。其实我很早就注意到小说的优势。换句话说,我本来是想写长篇小说的,从一开始就向小说的门里久久张望,结果因为某些偶然的机缘,却阴差阳错首先进入诗歌,更没想到诗歌作为一种迁延不愈的精神症候具有很强的惯性,一进入就是三十年,一不小心还在诗歌里弄出了全国名声。我的训练其实是多方面的。我写过诗剧,写过批评,写过人物访谈,写过报告文学,为了写作影视文学脚本,甚至靠记忆将日本电影《沙器》和印度电影《流浪者》的文学脚本写下来。至于中短篇小说断断续续一直在写,前年还出过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傍晚运水的妇女》,进入长篇小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障碍。 马凤霞:由诗歌转向小说易,由小说转向诗歌却很少成功的先例。为什么? 刘 诚:原因可能在于诗歌的技术壁垒更高,但不能因此说诗歌比小说更有价值或者相反,写得好都有价值,写得不好都有可能成为垃圾。一般说来,诗歌写作是一种极富挑战性的精神历险,诗人都是主观性很强的类型。歌之不足才舞之蹈之,咏之叹之,对形而上的思考有着难以抗拒的诱惑。也就是所谓“爱管闲事”——你不过是一个凡人,肉体凡胎,却要去管天管地,管生管死,管公平管正义。自己都管不过来,还要去管善管恶,管别人的生死痛痒,管一个国家、甚至是管全人类的终极命运,你说这样的人是不是很蠢?简直是蠢极了。可是没有这样一种看似很蠢的“潜质”,没有这样一种对形而上事物永不放松的追问,哪里还有什么诗人?其实好的小说家也是诗人,不过诗人是自己走出来直接说,而且飞动着说(因为要说的太多了),以至有话“不好好说”而要飞动、跳跃,在激情的推动下语言像洪水一样涌了出来,就像打鼓的鼓点,只能打在最紧要的那些节点上,说不及嘛。只是说仍嫌不够,还要将它打包压缩进“意象”这样的最小单位,让这些奇妙的充满了多向性的小东西“代言”。诗歌都是以“意象”为最小单位来构建的。小说则要求展开,尤其长篇小说要求叙述的宏伟,要求一个叙事的长度,它不是走出来直接说,而是以故事的逻辑说,以人物的命运说,以象征说,以语言本身说,因此比之诗人的完全暴露,小说家可以说是藏起的,它藏在小说后面。再者小说的自由度和大容量,通常是诗歌所不具备的。一部好的小说往往将小说家一生的经验和智慧“清仓”。某种程度来看,小说是一种有关可能性的艺术,小说探索生活的可能性小说在坚硬的现实两壁为读者打开一扇可能之门。 马凤霞:《十面埋伏》的出版,是不是意味着您要离开诗歌?诗人老说写给“无限的少数”,您的小说写给多数还是写给“无限的少数”? 刘 诚:转向小说创作,并不意味着离开诗歌。诗歌作为一种看家本领我是不会放弃的。赵本山为什么不离开春晚舞台?我会将诗歌进行到底,同时就第三极神性写作来说,我不是一个人,有一大批志趣相投的诗歌朋友,不是说放手就能放手的。一手诗歌,一手小说,一手批评,是我写作的三个方向。当然也不排除将长篇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能性。我有讲不完的故事,而且保持着一个诗人的情感强度,那种只有诗人才有的情绪张力,可以将小说主题推进到一般小说难以企及的高度。从写作的策略上来看,我有大量的诗歌和批评老窝在诗歌圈里,也需要一个东西“开路”才能获得更多的受众——这个开路者我已经找到了,就是长篇小说。我想让诗歌及其活动搭上长篇小说的快车,为更多的读者所认识。至于写给少数还是写给多数?我希望写给多数——诗人可以说写给“无限的少数”,因为诗歌本来曲高和寡,但小说家接过来也这么说等于没说。长篇小说从一产生就是专门写给多数的。除了专意写给批评的小说,百分之八九十的小说都是写给多数。写给“无限的少数”,是小说家被拒绝时的一种自我辩解。 马凤霞:跟你的合作很愉快,愿你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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